鑒于東南亞的地緣經濟重要性，中美兩國都謀求在該地區建立存在，這不足為奇。目前，東南亞是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之一。在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和旅游業反彈背景下，東南亞大多數主要經濟體也將躲過預計將沖擊世界其他地區的滯脹趨勢。

       美國國內對自由貿易和經濟開放好處的強烈抵制，促使美國回避了它作為全球貿易領袖的傳統角色。事實將證明，這種對全球化的遠離會對美國與東盟成員國建立更有意義的關系構成主要障礙，對這些國家來說，全球化一直對促進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分關鍵。

       縱觀歷史，東南亞的命運一直同它與全球的聯系密切相關。東南亞處在連接中國、印度和中東的航道上，地理位置具有戰略重要性，這意味著全球各地文化影響的輸入，從而創造出全世界一些最多元的社會。與南亞次大陸的交流帶來了新的宗教和文化思想，與中國的聯系帶來了人口結構變化。因此，對許多東南亞國家來說，戰后轉向全球化并不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新現象，而是回歸歷史常態，令它們得以超越前殖民者劃定的邊界。

       考慮到東南亞的繁榮離不開全球經濟，不令人意外的是，中國在建立地區影響力方面最為成功。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開放以來，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聯系迅速增加。依賴出口的東南亞經濟體將自己定位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價值鏈上的關鍵供應節點，主要向中國出口中間產品和大宗商品，以便這些商品能被加工成制成品。中國還是由東盟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的最大經濟體。

       中國也提供了現成的投資來源，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美國企業研究所收集的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1年，在東南亞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投資和建設項目總價值達到1978億美元。

       相比之下，美國的民粹主義轉向令它很難與中國爭奪地區影響力。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對美國的地區利益造成了巨大打擊。拜登政府試圖通過公布“印太經濟框架”來挽救這種局面。不過，潛在亞洲伙伴對“印太經濟框架”的反應不冷不熱，因為它并未包括更大的美國市場準入和重大基礎設施投資，而這兩者都是對東南亞至關重要的好處。

       美國還尋求通過所謂的“四方安全對話”加強它的地區形象。“四方安全對話”意在展示可以替代中國的另一些伙伴，但它難以在該地區與中國的經濟戰略抗衡。

       重新與該地區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接觸，都將意味著拜登必須對抗目前在國內政治左翼和右翼陣營中都普遍存在的孤立主義沖動。事實上，這些沖動并不新鮮，而是有歷史先例。戰后美國對亞洲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受到經濟焦慮的影響。日本戰后實現經濟騰飛之后，美國人擔心他們的汽車市場被質量卓越的日本汽車所淹沒，作為回應，里根當時對日本的汽車工業設置了保護主義壁壘。在觀察人士看來，幾乎沒有理由認為東南亞和美國之間增加的經濟聯系不會遭遇類似的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