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1傳1，誰扛起了南非抗疫初捷的大旗？

2020-04-21 來源：互聯網有9462人參與

4月16日是南非施行三周緊急狀態的終結，同時也是下一個延長期的緊急狀態的開始。這三周戒嚴抗疫的得失，需要做一個盤點。

南非于3月5日發現第一個病例，15日開始封鎖邊境、關閉學校和取消社會聚會，在27日則完全進入封國狀態，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和領取福利津貼，所有居民必須待在自己的家里，不得外出。為了強制執行戒嚴令，南非動用了大約六萬軍隊以協助警察維持社會治安。可以說，南非執行戒嚴令的嚴格程度，高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

截至4月19日，南非確診病例累計達3158，死亡54人（圖/worldometers）

政府果斷，民眾支持

南非政府果斷的行動贏得了民眾普遍的支持，這表現在各個反對黨派、獨立的公民社團、各種各樣的工會協會以及民間團體都鮮有反對的聲音。這種團結和美國各州進入緊急狀態后與聯邦政府吵吵鬧鬧的情況完全不同。南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做到了萬眾一心，甚至同仇敵愾，這是自1994年曼德拉執政之后從未有過的情況。

在政黨方面，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和南非共產黨及全國總工會組成了三角聯盟，彼此相互扶持，這成為非國大得以鞏固權力的政治基礎。總統戒嚴令得到其他兩個黨派的支持不足為怪。然而，連非國大最激烈的反對者“經濟自由斗士黨”也默不作聲，這就顯得不同尋常了。

“經濟自由斗士黨”黨魁馬勒馬（Julius Sello Malema）原來主掌非國大青年團，因為權力斗爭，憤而出走，另立門戶，組成“經濟自由斗士”黨，推崇全部私有財產國有化并進行社會再分配的激進主張，吸引了百萬信眾，平時在議會上也經常鬧出離場抗議的舉止。

但這一次，在21天的時間里，除了發聲批評廣州黑人事件和批評政府強行拆除平民窟的言論之外，馬勒馬幾乎銷聲匿跡。這個黨在臉書上開設了讀書學習班，由老師定期給學員講讀包括非洲重要思想家法農著作在內的六本符合本黨綱的核心讀物，一時佛系得可以。

在南非，公民社會之發達程度比起歐美有過之而無不及。南非八十年代反種族隔離斗爭主要靠的是公民社會的力量。非國大和共產黨的合法性早在六十年代便被取締，黨員長期流亡國外，所以對南非的國情并不了解，南非的斗爭主要依靠國內的公民社會組織推動。

公民社會不是政黨也沒有軍隊，所以他們的斗爭不是武裝暴動，而是采取生產上的不合作、不斷的罷工和建立村委會實行黑人居住區的自治，從而達到白人政權無法維系而不得不妥協的目的。公民社會運動在高潮時成立了“民主團結前線”，這個組織也不是政黨，而是協調各地分散斗爭的機關。

非國大靠公民社會的運動贏得了天下，自然也心存感激，在憲法上為公民社會的活動留下巨大的空間。南非在曼德拉和姆貝基無為而治下，艾滋病大爆發，當時主要依靠的是公民社會發動的“開始治療行動運動”，迫使姆貝基在全國不惜血本推廣“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療法，才使得艾滋病得以控制。

這次抗疫，公民社會則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場上。所有教堂都停止了禮拜活動，有些牧師還協助醫護人員檢測自己的信徒，在復活節那天，一些牧師在電視上進行了布道。4月2日，數百名盤踞在開普敦一座衛理公會教堂的國外難民與警察進行了多日對峙，最終警察采取行動，砸開教會大門，強行清場。教會并未以人權的名義對政府進行抗議。

礦業和煙酒工業是南非經濟支柱型產業，戒嚴對這兩個行業打擊巨大。但這兩個行業的協會也只是在21天封國的最后幾天開始現身，呼吁政府放寬限制政策，讓部分地方得以復工。

南非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缺乏必要的防護性設備，這種情況在農村尤顯突出。“南非農村醫生協會”也只是在電視上呼吁政府盡快補足設備，并未號召任何抵制行動。

因為非常復雜的歷史原因，南非的婦女是社會上的最大犧牲品，強奸率在全球高居榜首。在戒嚴前，每天都有三名婦女死于暴力，而戒嚴讓家庭暴力進一步惡化。在戒嚴第一周，發生8.7萬起家暴，這是警察接到電話記錄在案的數據。面對這么多的性別暴力，各種婦女協會和女權主義者并未特別發聲抗議。

這次戒嚴，南非的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穩定劑。作家、教師、工運干部和國家公務員都利用自己的社交媒體不停發表鼓勵社會團結、宣講病毒危害的言說，這群人是使得政府的政策能夠深入人心的力量。

作家的社會批判火力盡失，大家忙著在各種媒體空間組織筆會、詩朗誦會。更多的作家都紛紛向社會推薦在戒嚴期間可以閱讀的書目。無論從推特還是臉書上，我們都能感到一個完全配合國家的公共空間的存在，是這個公共空間領導著社會的輿論，穩定著社會的心態。

除了中產階級這個巨大的公共輿論空間發揮穩定性作用，連那些和底層工人聯系密切的非政府組織也盡其所能幫助政府宣傳防疫的種種規定，并帶頭遵守戒嚴法。在戒嚴期間出現的土地糾紛，一些主要的無地運動組織等都對事態表現出了極大的克制力。

在戒嚴期間地方政府拆毀群眾非法住房（圖/ Vincent Lali）

與此同時，總統拉馬福薩努力樹立堅定的領導人形象，勒令因聚餐而違背戒嚴令的通信與信息技術部部長停薪留職一段時間，并帶頭減薪30%，樹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其年輕的衛生部長姆其瑞因為尊重科學家的意見，堅持將抗疫看作科學和衛生的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成為西方熱捧的政界明星。

另外，包括足球俱樂部在內的多方商業巨頭紛紛解囊，也讓社會覺得富人聚斂財富卻思回報社會。這筆捐資可以幫助政府應對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和安全方面的挑戰。

總而言之，過去的21天，南非的領導階層展現了領導力、行動力和團結人民的力量。

疫情下的種族隔離制度

21天行將結束的晚上，南非國家電視臺特地請來了衛生部長的科學家顧問團的領導人、為政府抗疫提供科學建議的首席專家卡瑞姆博士，總結這21天抗疫結果。卡瑞姆說：

“這次抗疫南非取得了顯著的成功。通過戒嚴，我們控制了病毒的傳播。在過去21天的時間里，平均每天增長的病例是70左右，在后一周，隨著醫療隊深入到更為貧窮的地方測試，這個增長幅度沒有變化，這使我確信，我們已經控制住了內部人群的傳染，新冠病毒在別的國家是1傳3，在南非是1傳1。”

當記者問，南非成功的經驗是什么？卡瑞姆教授答道：

“如果南非和印度、印度尼西亞及俄羅斯相比，南非之所以可以取得初步抗疫的勝利，是因為南非有雄厚的傳染病學研究力量，而那些國家沒有。南非的勝利是科學的勝利，而這份功勞幾乎要歸結為種族隔離制度。”

當卡瑞姆說出最后一句話時，他當然知道這是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話，也必然會被媒體在以后報道中刪掉。但他顯然并沒有在開玩笑。

非常強大的科學和技術力量。世界上第一個心臟移植手術就是1967年由南非醫生伯納德完成的，手術的成功使他享譽全球。就是這份強大的科學遺產保證了南非在抗擊新冠病毒時能采取恰當的措施。

然而，我們覺得盡管政治不正確，但卡瑞姆教授對南非初步抗疫成功的反思是正確的。我們現在必須認識到，南非抗疫的成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與民主南非之前的種族隔離制度有關，本應消亡的罪大惡極的種族隔離制度，卻在一定意義上為抗疫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之所以這么說，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直接動用軍隊和警察在最可能引起動蕩的黑人居住區維穩，是種族隔離制度的經典做法。

在種族隔離者眼中，社會的危機只有一個形式，即社會安全的危機。今日的戒嚴模式顯然是將公共衛生危機既作為公共衛生危機也作為社會安全危機一起處理的。軍隊的領導人一直和軍人強調，我們現在處于戰爭狀態，在戰爭狀態下，對于任何一個不尊重軍人的行為都是不可饒恕的。這位軍隊首長和警察部長為了保證軍隊的戰斗力，不斷強化手中國家機器的暴力色彩。

盡管有許多市民呼吁，軍隊不應該來鎮壓我們，而應該來幫助我們，給我們送食物。但南非軍隊充耳不聞，他們從來沒有試圖和民眾建立魚水關系。這種軍隊和警察的“重刑主義”自1994年以來從來沒有改變過，而且在過去種種因工人抗議造成的國家動蕩中，不惜手段鎮壓的模式屢屢上演。因為南非的游行示威太多了，這導致新南非在維持社會安全方面一直沿用過去的體制。

第二，南非目前最引以自豪的是醫療能力遠遠高出非洲其他國家。

當尼日利亞在3月22日之前一共做了152起檢測時，南非已做了15500次。當肯尼亞在4月12日做了674個檢測時，南非已經從一天檢測5000向2、3萬目標發展了。南非巨大的醫療能力還表現在自非國大黨接手南非以來，南非有重癥監護病房4500多。

然而，這些數據背后顯示的另一個信息是，在南非做的大規模檢測，其中80%是私立醫院實驗室完成的，只有20%由公立醫院完成。在這些重癥監護病房中，逾3000為私立醫院所擁有，公立醫院僅占1500。公立醫院不豐厚的醫療資源主要為80%的貧困人口看病，而私立醫院的巨大資源為其余富裕階層看病。

新政權在公共衛生上的投資一多半去了私立醫院，這導致了種族隔離時代的兩端化的醫療體系得以延續。南非政府正是依靠這一繼承下來的公共衛生系統來艱難完成抗疫的歷史任務。

貧富差距懸殊，為何團結能力依舊強大？

南非被認為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在許多貧困地區，電、水、路等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都無法保障，這使得今日的抗疫實施起來非常困難。長期的戒嚴正導致大量的失業，社會如何繼續維持穩定，對政府而言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這就是為什么對于一個比非洲其他國家擁有好得多的醫療和科研資源，南非的戒嚴還必須動用軍隊來完成，主要還是因為貧富分化成為南非社會動蕩的最不安因素。

在南非政府給出了如此優異的成績單的背后，真正扛起抗疫重任的是種族隔離制度遺留下來的科技和警察力量。那為什么種族隔離制度維持不下去了，而南非政府今天展現出了如此強大的團結能力呢？

那是因為在種族隔離時期，黑人最優秀的人才沒有機會發展出一個黑人的中產階級。曼德拉進了監獄，坦博流亡海外，比科因為刑訊而早逝。當白人政府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時，為時已晚。今天，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出現成了極端貧富差異社會的壓艙石。他們塑造了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在其中，真正底層的聲音和信息被屏蔽掉。

同時，底層民眾的生存方式是碎片化的，這也使得他們沒有語言，沒有聲音，只有時不時浮出話語地表的一種影像存在：在戒嚴期間，我們可以看到大批民眾凄苦的生活圖片，但這些圖片沒有聲音，沒法被命名，他們來時是圖片，去時也是圖片。它們顯示今日邊緣進行自我命名和被命名的雙重困難。